——中国粮食库存剧增的真问题之三
工业化与城镇化，乃人类走向文明的目标与美好意愿的主要必经之路；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概念被异化，地区性粮食供需变化和总量、结构管理将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难题。
时隔10余年，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俨然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三农发展难题的最终解决还得找准着力点。早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开篇就重点讨论过，在“市场社会”出现前就已存在两种秩序格局：基于“习俗的”约定，赋予“指令的”安排。不同的是，那些传统的或基于习俗的秩序，通常会有最悠久的历史和史前史。作为补充，市场化初期和不完善阶段，各种涉及粮食生产补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都会暴露得一览无余，处在不同发展水平阶段的各地区农业生产、农地经营和粮食供求关系能提供极佳例证。
让我们做一道加减乘除法算术题，简单算例也是针对粮食管理政策题注“硬”约束的注释，对应的“软”约束则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部分。有两农户A和B，他们从集体承包到的土地面积都是10亩。农户A以地为生，农户B脱离农业农地（或到外地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到年底，无论种地还是不种地都需上缴公余粮，各种上缴农产品核计大米每亩40公斤；因国家实施农业补贴，将“三项”合计转为大米是每亩35公斤。大米按市场平均价格核算每公斤4元，年底各家农户都需上缴公粮400公斤，货币化税收是1600元。能获得1400元补贴，折算为大米是350公斤。事实上，承包了土地还在继续种粮的农户只缴纳了200元（50公斤大米），承包了土地不再种粮的农户不仅需用1400元补贴去购买粮食上缴国家，而且还要多支出200元。一旦让粮食价格起作用，种地农民最终会真正得到2800元的国家粮食补贴。
长期看，国家粮食供给是稳定的，吃粮不种粮的刚性需求会自动完善粮价形成机制，一种趋于经济学均衡的地域和家庭分工格局自然而然就被塑造了。
无数农民曾经都梦想吃“国家粮”，跳出农门；如今，就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都能吃上各式各样的“商品粮”，形式上算是达到了理想目标。时代总会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又消失了的经济生态，而如今又以新形式存在着，诸如田地抛荒、粮食存储方式变化等。今年暑期，我的朋友在临沂市莒南县十字镇调研，当地农民存粮在面粉厂，需要食用时再去取，类似于存款在银行，可称其为“面粉行”，农民家中基本不存粮。近年种植一亩地的支出约400元至500元；2006年时，收割一亩地小麦需要40元费用，今年收割小麦是50元一亩。该村70岁的一对老人，种地约7亩，一年收入在7000元左右。一年两季种植的小麦和玉米亩产量都在1000斤左右，全部出售。因为户主已年迈，正打算把承包地租出去。当地不同农产品种植的租金在每亩500元至1000元不等，相应的地租取决于转租人种植什么样的农产品。
笔者的老家在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大同镇，那里曾经的粮管所前些年成了养猪场，现在又建起了城镇小区。近年来，劳动力老化越来越明显，依靠烤烟为生的村庄，现如今烟农已减少了四分之三。曾经的水稻田或改种玉米，或在为数不多还未被占用、抛荒的土地上种植烟叶。2012年至2015年，有外地人租旱地种植三七，今年开始又种植玉米。近几年来，河南、安徽的收割机开到了大同；仅剩的少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边在务工附带着种植粮食。在决定粮食总产量的各种因素中，适宜种植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只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则是充足的劳动力、必需的生产技术和农民的种植意愿强度。我父亲也曾吃过“国家粮”，在老家也不太可能再种地，而我们兄弟姐妹回家种粮的概率很小。我离开城市、放弃现在的职业回到老家种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农业技术进步替代后，加之一轮又一轮被解放出来的人口被非农产业所吸纳，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变得异常复杂。
笔者把60余年全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进行多项式拟合，当设定三次指数时，常数项是17136万人，相当于1951年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非线性方程拟合度高达0.92。巧合的是，2006年后实际就业和拟合两条曲线基本重叠。据此推测，到2022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将会减至1亿左右。2014年，农业就业人员已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发生在2011年。在可耕地面积总量稳定的情况下，人地关系调整动力来自分工。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转移出大量农业劳动力。时间和空间向度上，可流动的劳动力生产要素配置都已发生剧变，不可动的土地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一种可观测到的结果，即农地经营方式在变化，机械化和集中化成为必然。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供需分布格局在近30年间才被改变。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5%和53%，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均减至45%左右。工业化与城镇化，乃人类走向文明的目标与美好意愿的主要必经之路；快速推进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概念被异化，地区性粮食供需变化和总量、结构管理将成为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难题。
（作者系济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